新冠科普连载5-反思
2020-03-05 来自: 东君医药研究院
4.1肺炎疫情成了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020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到底该怎么理解民众们说的中国成了“疫区国”的问题呢？
新知11：没有“疫区国”的定义，国际上正式名称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简称PHEIC。它是一种世卫组织宣布的国际状态，说明世界各国卫生安全遭到威胁。PHEIC是世卫组织发布的最高级别的威胁，以前发布过五次，这是第六次。
对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WHO经过了两次讨论，首次在2020年1月23日，讨论的结果是不宣布PHEIC。当时外国感染者只有个位数，不过正反意见已经非常接近了，谭德塞说10天后再看是否开会。
现在情况更严重了，外国感染者达到了98人，中国感染人数近万，所以这次开会的结果是可以预期的。委员会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随后总干事宣布PHEIC。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WHO曾经宣布的其他5次PHEIC。
第一次PHEIC，是美国的疫情。2009年，美国从墨西哥传入了猪流感H1N1，也就是后来中国说的“甲流”。美国的猪流感疫情大规模爆发，感染者极多，而且传到世界多国。美国大约有1/5人口即6000万人传染，12000人死亡，其实这些都无法统计，是事后的估计。中国都有12万人传染，648人死亡。值得说明的是，这里说的死亡数是直接因为这种病死亡的，而不像是普通流感报死亡数时那样，包括“引发并发症”。
对这次疫情，美国基本放弃了防卫，因为根本防不住，但是在宣传上淡化了影响，将它宣传为普通流感。美国宣布国内工作生活一切如常，让个人戴口罩加强防流感。实际比普通流感要严重得多，27万人住院，当时也是国际知名事件。但是由于死亡率只有万分之二，比较低，所以最终引发的恐慌感比中国这次的疫情要小。
第二次PHEIC，是2014年的“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也就是小儿麻痹症这个本来已经基本消灭的病，在多国又复苏了。
第三次PHEIC，是2014年非洲的埃博拉病毒爆发。
第四次PHEIC，是2016年2月的巴西寨卡病毒。巴西当年还开了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就是在PHEIC状态下开的。在奥运会结束后的当年11月，这次PHEIC才取消。寨卡病毒主要靠蚊虫叮咬传播，感染了巴西150万人，会导致小头症等婴儿缺陷。不过寨卡病毒患者的死亡率很低，症状很轻微，所以人们不是太恐慌。
第五次PHEIC，是2019年非洲的埃博拉病毒爆发。
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在这里放着，所以中国新冠疫情的国际影响是很大的，明显比以前的PHEIC要大。从目前我国控制疫情的状况看，对全国经济影响不大，不会引起国际性的制造业链重组，但对于产业结构的重整还是有些冲击。是时候重拾公共卫生体系了。
4.2该重拾公共卫生体系了
认知提升20：公共卫生体系以捍卫民众健康为己任。
很多人眼中的公共卫生体系，无非就是垃圾处理、疫苗接种、水消毒、公共场所管理等，没什么大不了的，平时似乎都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这也是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最大的弊病，缺少对人们宣传，缺少细致入微负责任的实施。造成了民众不知不解，工作人员尤其是管理者怠慢和官僚。在公共卫生体系中包括着疾控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都承担这相应的功能，简单说，该体系的管理就是要通过教育和具体的管控措施，让人少得病、不得病、防控传染病和慢性病。
而疫苗接种、饮用水安全、食品安全、垃圾处理和分类、慢性病教育等事无巨细的工作，都属于公共卫生管理的范畴。细看看这些工作，就知道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的差距了。
本次的新冠肺炎，也再一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知道，20年内连续两次的疫情，我们都没有及格，灾难并没有让我们进步，健忘而慌乱。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看看公共卫生体系的成功案例—寻找最恶心的颜色。
广告界的同事们都知道，由美国潘通色彩研究所设计的名为潘通448C的绿色，被人们成为“鸭屎绿”，一致认为它代表着“死亡”、“肮脏”和“低劣”。
事情的缘由是，澳大利亚公共卫生学者认为，烟盒上的红绿相间的底色过于鲜艳，故意吸引消费者激起购买欲望，这对民众不公平，然后开始呼吁ZhengFu进行干预。在他们的努力下，烟盒上终于出现了一行小字“吸烟对肺部有害”。
但是公共卫生学者对此仍然不满意，他们继续呼吁管理部门，烟盒上应该有反映吸烟有害健康的直观图片。2006年，澳大利亚ZhengFu迫于压力，做出规定：烟盒上必须印有大幅的令人恶心的图片，提示烟草对于健康的危害，而且图片大小必须占烟盒整体面积的90%。于是，疾病的躯体、长了癌症的脚、溃烂的血管和口腔、烂掉的脚指头、骷髅等恐怖图片都出现在烟盒上，烟草销量迅速下降。
这么做烟草商坐不住了，他们发现鲜艳的颜色，比如红色、白色、绿色可以刺激购买，所以，他们就把烟盒的颜色做得越来越鲜艳。但是ZhengFu很快就想到了对策，寻找最恶心颜色，一种会带给烟民肮脏和恶心感觉的颜色，通过烟盒的色彩达到控烟的目的。
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2012年澳大利亚ZhengFu强制规定烟盒必须使用潘通448C作为底色，同时还要印上大幅的能给人带来不适的图片。除此之外，明示危害的字号大小也必须符合规定。这样一来，烟草商一点投机的空间都没有了。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澳大利亚烟草销量呈现断崖式的下降，而且再也没有回升。这件事虽然没有轰轰烈烈，却是利用公共卫生管理手段捍卫民众健康的典范之作。
从它可以看出，公共卫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疾病、环境、防疫、预防、慢病管理，还拓展到生活中的每一细节，甚至细到一种色彩的运用，有效的公共卫生管理可以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利国利民的保障工程。
诚然，这项工程也是短期内看不到效益并且很难评价结果的事情，所以不少国家流于形式主义，包括我国在内，公共卫生体系和国民经济发展严重不匹配，甚至不做为现象比比皆是。也有一些国家曾经和我国一样，但经历了生死和灾难后，才真正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倒逼出了完善尽责的体系。我们2003年的灾难考试，不及格，现在2019年的考试，还是不及格，真不知还需要怎样的灾难才能唤醒责任和担当。
200年前，英国霍乱频繁爆发。1831—1832年，整个不列颠因霍乱死亡的人数就高达3万人，整个街区到处都是病人，垂死的人和死人，整个城市寂静无声，只有葬礼的钟声飘荡。
为什么霍乱一次次地在英国爆发？
就是因为太脏。别看今天的伦敦干净整洁，但是在19世纪，它就是一座“化粪池”城市：城市里分布着数以万计的化粪池。一到雨季，飘着各种垃圾的粪水乱流，还会随着雨水流到泰晤士河，进入居民的引水系统。怎能不得传染病？
尽管当时已经有学者不断呼吁立刻进行公共卫生改革，但各级ZhengFu依然心存侥幸。结果就霍乱来了一轮又一轮。1831年、1848年、1853年、1866年，四次霍乱倒逼英国从1846年起，多次颁布《公共卫生法案》，到了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案》已经非常成熟完善。在此基础上逐步建起了英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从此以后，英国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霍乱。可见，督促英国进行公共卫生改革的不是某个人物，而是传染病的爆发和流行，是血的教训。
英国《泰晤士报》曾经说：霍乱是所有卫生改革家中最优秀的，它不放过任何错误，也不原谅任何过失。
治病的代价远远大于预防，血的教训，我们也经历了不止一次，就连公共卫生体系中最高级别的直报体系，也好像是被病毒关闭了免疫系统一样，哑了。
我想，我们必须要吸取的一个教训，那就是SARS平息之后，SARS相关的科研工作和药物研发工作大部分都因为缺乏经费支持和市场前景停止了。考虑到新冠病毒入侵人体的路径和SARS很相似，试想如果当年的很多研究坚持了下来，今天我们面对新冠病毒可能就会有更充裕的科学和医学准备了。我们也许必须反思，我们整个科研系统对于传染性疾病的重视程度是不是还远远不够？
从更广泛的角度说，新世纪一来，SARS、H5N1流感，H7N9流感，MERS、新冠病毒的连续出现和肆虐，其实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的一个高度警示。尽管我们建设了无以伦比的人类文明和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但是非常原始的病毒生命仍然可能对人类世界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更重要的是，这些病毒的出现本身可能就是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的一个“产物”。伴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入侵动植物的天然栖息地，越来越多的饲养家禽家畜满足我们的生活需求，那些天然寄居于动物体内的微生物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入侵人体的机会。而人类世界高度密集的群居环境、高度发达的人员和物资流动网络，又给传染病的肆虐提供了温床。
比尔盖茨曾经在一次演讲中公开说，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杀掉上千万人，最大可能是个某个高度传染的病毒，因为我们在防止疫情的系统上投资很少，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预防一场大疫情的发生。
而这重担会有相当一部分落在科学家的肩上。研究各种微生物的起源和进化，研究人类传染病的传播规律和数学模型，建立更精确的疾病预警和追踪系统，开发药物，制备疫苗，研究疾病的基础生物学机理……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我们的未来使命。
从小的方面，对于一个微乎其微的生命个体，我认为，最为关键的却是最普通的：别大意！
从大的方面，我们也应该考虑整体的防控体系是否该与时俱进了？这个反思非常沉痛，也包含着极具建设性的思考。
2019年12月初，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人，而直到1月20日左右，多条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后，这一轮传染病爆发的舆情才真正开始发酵。
2002年11月16日，广东省出现了第一例非典感染患者，而到2月份，这种“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才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发酵。期间都有大概1-2个月左右的空窗期。质疑、问责声也因此而来。
我们抛开多种阴谋论和未经证实的谣言散布，毕竟病毒疫情是我们全球人民共同的敌人。此时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自非典疫情过去17年之久，我们在各项医疗水平上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质的飞跃，但突发病毒的疫情防控水平却没有多大的进步，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
而当人类科技生产力发展达到一个阶段性天花板的时候，生产关系上的不足就必须及时纠正并提升。更具体的说，就是组织汇报关系上的迭代进步。
2003年非典疫情之前，互联网也只是少数人的信息获取平台，非典疫情之后，人们通过互联网门户、论坛、社交平台获取并传递各类消息。互联网带动ZhengFu开通在线平台，为百姓拓展公共事务讨论提供了空间，直接推动了网络问政的普及，促进了社会治理的进步。
每一次自然灾害面前，人们除了团结一心共同患难之外，更应该“自省”一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非典带来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让社会自下而上重新审视了互联网，使之迅速成长并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而这次会在哪一个技术领域给我们提出建议呢？我想应该是国家级的传染病防御体系。我们现有的体系可以对已知的传染病及时响应并调配资源进行防治，但是面临未知传染病的时候，这个系统存在着硬伤。表现在：向上汇报的层层审批。
层层审批的设计初衷是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避免人为出错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它的副作用也超级大。太多的人工干预和审核机制降低效率的同时，更降低了临床医生上传病例的主动性。医生一旦背上为数据负责的压力后，对待新的未知的病毒就会异常小心谨慎，生怕一旦出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影响。大多数医生可能会选择不报或者筛选可归类的近似病种。
各医院之间出于病人隐私和病例数据的保护，没有同步共享，让未知病毒发生的时候，医院都会盲目性低估其破坏力和影响，继而使决策力偏失。即使在数据模型给传染病毒定性之后，透明开放权限往往不在当地ZhengFu手里，需要靠上层国家疾控中心来决策。整个一套过程下来，最大的牺牲就是弥足珍贵的时效性，不利于危险的新型病毒及时披露和防控。
简单说：1、人为干涉周期长；2、数据不开放共享；3、决策中心脱离现场。
我们反思这个过程，谨慎是必要的，但谨慎的同时如何避免瞒报误报才是关键。疫情蔓延能否得以控制，就是发现、防控、研发和治疗几个方面都要和它赛跑。这一次，我们又吃了制度性缺失的大亏！
不成熟的假想：
以省级为单位，由当地疾控中心主导建立一条“疾控联盟链”，成员包括当地省、市、区、县级的大小医院和医疗研究机构。
每一次新数据提交后都会向全链的各大医院发送广播，进行跨医院交叉验证。这样一来，医生不必担心组织体系内的上报压力，只负责呈现客观的临床数据，确保了上报数据的及时性和完整性。
当交叉验证达到设定数量后，疾控中心可协调当地ZhengFu力量进行匹配的防控举措。
如此类推到省级疾控中心再到国家疾控中心。国家疾控中心的预警设定值一旦达到，信息就被权威官方机构透明化披露，让公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避免不必要的猜忌和恐慌情绪滋生。
而能够实现这一设想的就是—区块链。
它可以阻止我们的慌张，更能避免遗忘。
最后，请记住这组数据：
1979年，人类消灭天花，它是第一个在世界上绝迹的人类传染病；
2010年，89%的世界人口，即61亿人使用改良的饮用水源；
2001～2013年，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新发病例减少了38%；
自2000年来，超过2000万名志愿者和全球数以千计的一线卫生工作人员使用了超过100亿剂脊髓灰质炎口服疫苗，超过1600万人原本会因为脊髓灰质炎瘫痪，但能够正常行走；这意味着超过1600万人能走路上学，超过1600万人能更好的开创事业及养育儿女，超过1600万人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这都是公共卫生体系工程带来的。
一切怠慢公共卫生的行为一切渎职行为，都是反人类的。
本文写到了结尾处，电视里传来了好消息：武汉常务副市长说，武汉前期没有及时入院救治的问题已基本解决！经过了两次的拉网大排查，各种书记都书面承诺，承担防控不力的责任，最后带来了这个大好消息，令人振奋。
高兴之余忽然一想，这TMD是最严格的战时管控状态，哪里还容许有基本解决呢？必须完全彻底解决！高兴个屁呀！要是我的话赶紧回去继续严密拉网严查，我要迅速交上答卷，大声说：得到彻底解决，100%完成，请党中央检查，请全国人民检查！
可是，奇怪的人呀，可以承认无知，就是不愿认错！
（未完待续） 下期预告：新冠大事记2019.12.1～20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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